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解说词脚本 第二集

第二集  震撼世界的年代

    解说：毫无疑问,公元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场数以亿计的人直接参与的、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使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中国“老三届”正是这场人类大动乱初始阶段的急先锋,他们自称为新一代造反者和“毛泽东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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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浩渊：在脑子里能够使他(们)兴奋的事情就是革命,全是那些革命图景,而且好像似乎确实有些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因为在“文化革命”前,在毛要发动这场运动前,已经开始发动批判“三家村”,种种东西(标志)前奏曲都开始了,所以小孩儿感到特别兴奋,在教室里上课已经很不安稳了.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有一个小孩强烈要求自己要组织自己的组织.一看《 造反精神万岁》 ,毛泽东也高兴了,所以他一来支持,孩子们更不得了了,只有毛主席才懂我们,你看看这可对了.孩子们高兴了,打了两个月反革命,一下子翻过来,整个就刹不住了.

    解说：这一年的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并且在八月十八日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中国“老三届”的记忆中是永远不会忘却的,这使整整一代虔诚少年陷入疯狂.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们才明白这种行为不但在毁灭着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但是,即便当时他们有良知的本能萌生,也无法中止这一切,因为在这场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有着太多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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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首(红卫兵)《组歌》,其中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打倒刘邓这样的话也有.我觉得那是出于我们自己政治上的一种幼稚,今天可以冷静地来分析.但是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我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我始终认为是革命的人,我们是抱着这种心情参加这场我们也没有预料到,我们也不知怎么发展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包括我们当时喊的一些错误的口号,也都融入到《红卫兵组歌》中.我觉得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它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的,它是当时我们自己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一种表露.

    钟 秋：“文革”一开始,(我们)就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去响应当时毛主席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当时是真诚的、全身心的去投入那样一场革命.我们十三个人组成了一支长征队,做了一面红旗,叫女红卫兵长征队,提着两盏马灯,几把砍刀,打着绑腿,背着行李,就上路了.我们的长征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也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

    骆 苗：从现在回过头来看,从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不可理解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可当时确实是付出过,确实是用真诚的感情来对待了自己那一段人生,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积累了很重要的一笔财富.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否认你经过的这一段人生,没有这一段,你的人生就缺了一块,历史不能割断.

    解说：“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暴力行动仅仅用盲目崇拜、青春冲动、破坏欲膨胀、对旧秩序憎恶、对法律蔑视、对社会一部分人敌视来解释是不全面的,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历史大环境的作用下超越了革命的本来意义蜕变为一种对民族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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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浩渊：(受许多)革命理论的宣传,他可要表现革命了,这种东西很容易就被推到一种极端,变成一种行为的暴力。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在8月被打死了,她的丈夫王晶垚老人头发都白了,他拿着这些东西,特别不能理解,问了一句：“我就不明白这些孩子,我等了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孩子走过来,跟我说一声对不起?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错了吗?”这些打人的孩子,当时也就十几岁,我相信他们心里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非常非常罪过.今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我的反思》 ,把这一段情况又说了一下,文章公开发表以后,就接到了从美国、从中国、从欧洲好多当年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哭,说他们从来就说不清楚这一段是怎么回事.

    印红标：我们自己参与的人也是有自己的过错,当然,大多数中学生都是未成年人.但是,我想作为“老三届”人来讲自己应该有个清醒的看法.对于日本人来讲重要的是接受侵华战争的教训,他不接受这个教训,就很难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那么,“文化革命”是对中国人的一场内乱,如果中国人不能接受这个教训,也难免再出现动乱.我相信,”老三届”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但是,“老三届”有责任把犯错误的教训告诉下一代,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解说：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三届”，还试图把革命理想与对人类的责任感向国外输出,他们牢记毛泽东的一段教诲：你们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在他们心中,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生活在被侮辱、被损害、被压榨、被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需要由他们去解救,从而实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推断.而这段绝大多数年轻一代毫不知晓的历史，被一个年轻军官开掘出来,并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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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晓松：“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建国以后一段不平常的历史,或者客观地看是一段很悲惨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老三届)对自己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种事,这种行动,他们那种认同的价值,深深感染了我.我们这一代人来看那一代,我觉得,这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代人,尤其是我书中几位人公,他们与电影电视中的打砸抢完全不同。

    解说：1997年l月19日,人们为一个在三十年前被美军飞机炸死的人举行了首次纪念会.这个年轻人就是“文化革命”中偷越边境投身抗美援越战斗的“老三届”人赵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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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晋文：建军,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你的英雄事迹一没有登报,二没有广播,只是在我们空军的史书中有了一个小小的记载.但愿这个小小的记载,能够同其他英雄人物一样,成为我军前进中的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

  武热河：我们当时作为中学生“老三届”,都积极参加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毛主席“8.18” 接见了我们以后,我们都感到心里很激动,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可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又在学校斗老师,和我们想象的革命不一样.我们想的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到越南去参加战斗,这样来搞革命。我们这个行动应该说是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背叛,一种反动.

孙智忠：我们这个思想基础有了,(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这种机会,而且主席当年(讲过)“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们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上,对照了越南南方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感到作为一个红卫兵战士,应该把一切献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李小倩：跟美帝国主义打仗,我们这样做，觉得过去以后还能对社会有一点贡献.那时候,热河他们提出到南方去做妇女工作,缺女同志.这个事情一提出来,我虽然没有他们考虑那么多,但是一说这个我就很激动,因为那时我还很年轻,觉得这是一条正路,所以二话没说,也没跟家里讲,跟着热河他们就走了.

    解说：在那场公开的越南战争中,有着一批不公开的中国军人将自己的生命和理想永远地埋葬于异国他乡,形成了无字墓碑群这样一道奇异的风景线.直到1997年清明节,人民日报才公开披露中国人首次到这片墓地祭奠的消息.而后，被总政治部誉为烈士的赵建军的亲友来到这里,他们用死者的诗谱写的歌曲来缅怀他们共同的、无法诉说的青春和悲壮.

    解说：在缅甸的丛林中,曾经活跃着一批中国“老三届”.第一个越过边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是昆明红卫兵梁晓军,而最后正式脱离暴力革命队伍并归国的中国红卫兵是吴庭正,以缅共名义向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唁电的就是他.在一封四十七名准备越境投身战斗的老三届人给战友的信中,用“牺牲换人类幸福,革命乃吾辈生涯”的诗句来张扬自己“世界一片红”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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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军：当时过边境的第一个就是我.因为父辈也是一生干革命,我过去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解放.为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不辜负父辈,我们还是要革命到底,还是要共同走上这条路.我十七岁生日是在缅甸过的,是4月2日。6月21日我就负伤了.我们经受了那么一段磨难,这段经历现在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来经历了,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一段是很珍惜的.不管社会上怎么看我们,国家、政府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段走得对,没有错,给我们以锻炼,给我们今后生活的道路提供了很好的锻炼和教材.

林东海：我们下去以后还有一颗火热的心,总觉得年轻人总要有抱负.特别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思潮下,支援世界革命,搞世界一片红,这是很自然的.当时都有这种想法.抱负还没有实现,总觉得想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刚好有这个机遇,也就毅然跨过(边境)去了.但作为个人的思想,想用充分行动证实自己.

吴庭正：以前“解放牌”的思想、理想主要就是有世界一片红,解放全人类,这个思想处于单纯的搞革命的思想.这一批人到了国外,打仗非常玩命.后来我看了自卫反击战,我们这伙人不比那些差.我们几个战友之间是可以抵命的,为了他可以把自己的命抵上,这是整体的观念,还有比较单纯的革命理想.有时候翻翻十八、九岁的日记,看起来非常可笑,可那时候就是那么真诚，解放全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做个非常伟大、最可爱的一个人.

    解说：有些至今还留在缅甸的老三届人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面貌，如谢斌,他今天的身份是缅甸联邦的官员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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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斌：当时出去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时候,想的是参加世界革命,受了一些中国革命传统教育,所以才到那边去.在这中间参加战斗次数比较多,可以说身经百战,有上千仗了.大小战斗参加得记不清楚了.我自己本身负过四次伤,从头到脚都是.有一个北京中学生, 当时北京搞数学比赛第二名,这些同志都牺牲了,我们心里很难过.从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对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了,一个国家革命不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只靠搞输出,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体会就深一点.

周培猷：我们回来以后,通过外办政审,算作国际支左的退五战士.

梁晓军：我们的思想是双重的,不但为了我们中国国内,在缅甸我们流血战斗过的地区,我们还愿意为他们作点贡献.我们十六七岁过去,二十几岁才回来,我们整个最精华的年代已经留在那里了.现在年轻人他们愿意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形象,在银幕上能看到我们,在书里面能够看到我们,但是为什么出不来,看不到,他们不理解.

林东海：关于这段经历的是与否,对与错,我想现在我们也不好评价,随着历史的推移,将来总有一天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解说：时至今日,人到中年的“老三届”依然不为真诚而懊悔,也不为少年时代的荒唐而沮丧,他们绝不否认那必然成为人生经历组成部分的年代,他们有时宁愿永久地背负着灵魂的苦难.而实际上,生命的困惑又无时不在缠绕着他们,因为他们的重要体验尽管被作为个体的存在所肯定,但又毫不留情地被打上历史烙印的事实、被穿越过灾难黑洞的全体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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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铁生：我们受了十七年的教育,小时候就唱“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接着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泽东讲的.十七年的教育,血液里完全融合了共产主义信念.“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能一呼百应,(因为)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我由于是清华附中的,就非常能理解红卫兵为什么能在中学产生而不在大学诞生,就是中学生没有经过1957年反右(等)所谓运动,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再加上革命传统教育,使得自己已经有一种特别饱满的革命锐气,一种特别强烈的批判精神.

严  彬：（不要）一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就是打砸抢分子,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人,实际当时是对主席、对国家那种热爱,一种热血,这个东西不要否认.

李冬民：我觉得现在回忆,谈这个问题,可以更冷静、更系统地来看一看.从这些中学生来讲,当年都是满腔热情,特别是在最初,1966年到1967年这一段,大家的思想围绕着政治谈的比较多,其他的从利益上和个人前途考虑得并不是很多.从他们往前、往后,我觉得可能没有他们成系统地那样受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抱负在年轻时是比较纯真,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再以后就分化了.但不管怎么样分化,他们的特征和特点,当时就是60年代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对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集中的表现.

郑佳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段时间之内我都想不通.我们当时抱着很虔诚的态度,“三忠于四无限”,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后来我们都变成错的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到底错在哪儿?我当时有一种被欺编了、被侮辱了的感觉.但是后来经过慢慢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只是陷于个人得失这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也想不通.当时我们的热忱和虔诚里面机会主义东西太多,我们如果真正当初是热忱的,是虔诚的,是为民族、为国家、为老百姓的,那么现在既然对了,为什么不承认自己过去不管谁给你带来的所失,不管是谁造成你的这种痛苦和错误。这些东西都应该能够丢掉.

    谢大毛：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是文物,三十年前的文物.小时候咱们上学时,老师或父母亲给咱们讲长征时候的故事和抗日时候的故事.三几年到六几年,也就是三十年.现在一想,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到现在,也是三十多年啊.（妈妈插话：他干这个投资了,还借了别人的钱,把别人的钱还了以后,我们本身不是要拿这个倒出去来赚钱,要留下来,作为一个历史材料,也是文物）.将来国家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都是文献,现在都扔了,卖破烂了,没有了,以后研究就没有真实材料了.

    解说：作为有过红卫兵经历的谢大毛来讲,收集毛主席像章并非是一种时髦的文化消遣,这其中更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文革”情结，更准确地说,这是中国“老三届”无法摆脱的“文革”情结在他身上的突出体现.这是一种想去忏悔,又忧虑触碰社会伤疤;想去否定,又惧怕丧失个人经历;想去记忆,又惟恐引起集体梦魇的复杂情感导致的死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用谎言书写历史,同样也不会用“真诚”二字来为“文化大革命”披上美丽的外衣.他们将不停地反思下去,直到获得人类和历史的认同,直到那死结被彻底解开.